青年学习资料五

 
发布时间: 2017-11-30      浏览次数: 801

(第五期)




共青团江西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71016
青年的楷模 学习的榜样

——读《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贺军科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0922 01版)


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大大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了一段极有文采、极富人生哲理的话:“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要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变挫折为动力,用从挫折中汲取的教训启迪人生,使人生获得升华和超越。”

  当时,我听到这段话,第一反应就是青年喜欢听、听得进,肯定会“火”。果不其然,总书记的讲话一经全文公开发表,这段话就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激励着无数青年发出了“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的铮铮誓言。现在,读了《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以下简称《岁月》),了解了总书记青年时期的点点滴滴,大家再来回味和咀嚼这段话,更有一种跨越历史、直击人心的触动与震撼,更能体会到总书记在讲这一番话时的语重心长、殷殷嘱托。我理解,总书记这段话是说给广大青年听的,同时每一个字又是对自己知青岁月的深沉感悟。在那段日子里,青年习大大在艰难困苦中经历摔打、挫折、考验,做到了宠辱不惊、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真正实现了人生的升华和超越。透过七年知青岁月,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总书记“五四”寄语背后那股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是“知行合一”所带来的极其强大的心灵感染力、理论说服力、实践穿透力。这种震撼,吸引着我、同样也吸引着广大青年走进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感悟总书记的青春奋斗故事给大家带来的深刻启示。《岁月》一经出版发行,就在广大团干部和团员青年中自发形成了读《岁月》、话理想、谈奋斗的浓厚氛围,形成了向青年习大大学习、向习大大总书记看齐的高度自觉。这是人民群众的呼声,这是人民领袖的魅力。

  一、习大大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是青年一代励志成才的生动教材

  习大大总书记寄语青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脚。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扣人生第一粒扣子时的外部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在亲人的帮助下扣,有人可以在阳光下、灯光下扣,而总书记当初是在黑暗中摸索,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环境下,艰难而又准确地扣好这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惟其艰难,更显伟大,更能够给当代青年以丰富的教益与启迪。

青年一代向总书记学习,就是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广大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就是初心。不忘这个初心,是我国广大青年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广大青年的人生航向。总书记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总书记青年时期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即便是在个人处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和动摇。这就为大家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矢志不渝、什么叫理想坚定,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坚守初心不动摇的学习楷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大大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在谈到青年成长道路问题时,每次必讲理想,而且都是第一位的要求。广大青年要把总书记的要求和他青年时代的实践结合起来学习,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真正牢固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青年一代向总书记学习,就是要永葆肯吃苦、不怕苦的奋斗精神。在七年知青岁月里,别人做事从“零”开始,青年习大大却要从“负数”开始,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从“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到“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从“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到“对跳蚤的毒素产生抵抗力”;从一开始劳动“连婆姨都不如的每天五六个工分”到两年后“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不管多累多苦,青年习大大总是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一步一步地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这“四关”。每过一关都是一份磨砺,都有一份收获,不断积蓄着人生升华与超越的能量。这种苦难的磨砺,既是物质上、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总书记从不谙世事的“知青”到自称“是个普通农民”“是黄土地的儿子”,体现的是思想深处对农村和农民感情的深刻变化,证明已经完全融入了人民群众之中、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之中。“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不同年代,吃苦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当代青年不会再有当初大规模上山下乡的那种历练,也很少会有吃不饱肚子的担忧,但是同样会碰到“苦”的环境、尝到“苦”的滋味。作为生活在新时期的青年一代,没有任何理由怨天尤人,必须像青年习大大那样,敢于吃苦、乐于吃苦、善于吃苦、不忘吃苦,在奋斗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无悔青春。

青年一代向总书记学习,就是要养成爱读书、善读书的生活方式。酷爱读书,是《岁月》中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谈到的对习大大总书记的深刻印象。青年习大大到陕北插队,只带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书;“白天劳动、晚上看书”成为总书记知青岁月的生活常态,而且一直坚持,广泛涉猎了历史、政治、哲学、文学、外交、传统学问等领域的大量书籍,留下了“30里借书、30里讨书”的生动故事,用梁家河老乡的话说,“近平读书有‘书瘾’”,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当时那么差的学习条件下、不怕考试得零分的社会氛围中,青年习大大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爱读书,而且善读书,“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所分析”,“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注重从实践中求真知,指出“大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常识”。在总书记青年时代,书很少,很多时候是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现在,书多了,想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但大家的读书学习越来越快餐式、碎片化、浅层次。针对这一问题,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青年抓学习要“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这些要求很有现实针对性,广大青年应当结合青年习大大读书学习的事例,养成爱读书、善读书的生活方式,真正在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中打牢自身成长的根基。

  二、习大大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看齐标杆

  习大大总书记多次用“墩墩苗”来比喻年轻干部的成长,深刻指出:“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在七年知青岁月里,青年习大大担任过驻队社教干部、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在最基层、第一线为老百姓做一件件实事,赢得了群众的口碑,成为“大家都拥护”的村支书。总书记用躬身实践告诉新时期的年轻干部“为什么当干部、怎么当好干部”,为大家树起了看齐的标杆。

年轻干部向总书记看齐,就是要一心为民。《岁月》一书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习大大总书记“在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帮助老汉拉车、帮群众找猪、为救治受伤村民而急坏了……这些都是青年习大大为民情怀的自然流露。梁家河的村民们讲,总书记那时候“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从政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对待这种不确定性,总书记的选择是:“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总书记用“在任何岗位上都能为群众做实事”来看淡不确定性,与某些干部用拉帮结派、投机钻营来抵消不确定性,是两种选择、两种境界,泾渭分明、高下立见,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现在,习大大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大家更深刻地读懂了它的根基与源头。新时期的年轻干部必须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坚定不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年轻干部向总书记看齐,就是要勤勉务实。梁家河的村民讲,“近平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那个年代时兴的学习、运动,而是立志办大事,要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村里缺地缺粮食,他就带领大家打淤地坝;村里缺水,他就带领大家挖深水井;为了方便村民缝补衣服、磨面磨粉、购买日用品和农具,他给村里办起了缝纫社、代销店、铁业社、磨坊。“只要是村民需要的,只要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去办,而且都办得轰轰烈烈。”青年习大大的务实还体现在村民都爱听他讲话。村民们都说,“近平开会和其他干部不一样,其他干部开会,讲话的时候老百姓在下边抽旱烟的、说闲话的、纳鞋底的,基本上没有人听。唯独习大大开会,讲话的时候大家都静悄悄地听”,“能把人听憨了!”原因就在于青年习大大“不说空话,不说大话”,讲得“特别实在”,说的都是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新时期的年轻干部要牢记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教诲,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选择人民群众急需的事情去干,选择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去干,特别是要把那些已经决定了的好事实事,快干、干成、干好,真正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年轻干部向总书记看齐,就是要敢于担当。“敢说、敢做、敢担当”,这是梁家河的乡亲们对青年习大大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领导风格的一致评价。当年,总书记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社,等等,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特别是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搞副业是有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但是,只要群众需要、对集体有利,总书记就会在严谨把握政策的基础上,带领大家坚决地干。这就是一种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带领全党直面问题和弊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以钉钉子精神逐步深化,实现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明显好转。这背后所体现的顽强意志品质和强烈责任担当,与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中的奋斗是一脉相承的。当前,大家正处于全面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处于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更需要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年轻干部必须牢记总书记提出的20字好干部标准,真正把责任扛在肩上,敢于较真、敢于碰硬、敢于直面矛盾,争当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勇士。

  三、习大大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在当代青年内心赢得了强大真挚的情感认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大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这个关键历史时期,大家越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大大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坚定信念,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运筹帷幄、勇于担当、率先垂范,赢得了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明确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党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成果,大家必须备加珍惜、坚决捍卫。

对核心的绝对忠诚和坚定追随,最根本的在于发自内心的崇敬与爱戴,最深沉、最持久的源泉是心灵上的情感认同。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发出了“学习毛爷爷”的号召,指出:“决不要把毛爷爷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大家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同样需要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生动地理解和认识大家的领袖,“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酸甜苦辣和内心世界”。《岁月》一书正是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窗口。

习大大总书记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里,总书记窑洞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但是来这里拉话、讨论事情、听说书的老乡越来越多。这是一幅没有刻意导演、但却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定格了总书记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扎根群众的生动景象。

习大大总书记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青年习大大离开梁家河时,村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难舍难分。40年后,总书记再次来到梁家河,对乡亲们讲:“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简简单单的话语背后,饱含着与人民的深厚感情。

习大大总书记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总书记曾经说过:“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在梁家河的7年岁月,总书记读懂了“生活”这部大书,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也读懂了“实际”这部大书。这是总书记与黄土地的不解之缘,从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中汲取到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最近,我经常和各级团干部和各领域团员青年聊起读《岁月》一书的感受和体会。不少青年朋友讲:“五年来,习大大总书记带领党和国家干了许多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难事,大家感到总书记的形象在心目中越来越高大,由衷地信服和拥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最近读了《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又感到总书记和大家离得越来越近、贴得越来越紧,发自内心地爱戴这样的人民领袖。”看完《岁月》一书,大家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书中讲述的习大大总书记的每一个青春奋斗故事都很实在,都是普通人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但是这么多故事背后的闪光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就诞生了“伟大”。正是因为这种普通群众都能理解和认知的“伟大”,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才发自内心地感到习大大总书记既可敬、又可亲,既高大、又贴近,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

  理解这份“伟大”,还需要大家置身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去体悟。当大家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回望过去时,历史已经定格,呈现出一种确定性;但是,在真实的历史正在行进时,充满了未知、充满了不确定性。大家现在回头看,习大大总书记在梁家河一待就是七年,很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是,总书记当初在梁家河,不知道自己要待多久,很多时候看不到未来、也设计不了自己的未来。在那种情况下,总书记仍然坚守初心、坚持学习、坚持奋斗、坚持工作,支撑这份宝贵的坚守与坚持的,就是信仰的力量、为民的情怀、务实的作风、担当的精神。现在,大家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正需要有这样一股力量、这样一份情怀、这样一种作风、这样一身担当的领袖来掌舵领航。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不变的是榜样的力量。习大大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对青年一代成长成才的启示,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当代青年要向习大大总书记学习,始终坚守初心、坚定理想,始终与人民相结合、和群众在一起,多一些摔打磨练、多几分淡定从容,不在坐享其成中虚度青春,要在不懈奋斗中创造未来,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理想信念是支柱

——读《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一)

来源:学习时报(2017830 A1版)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对理想信念之于共产党人的极端重要性,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大大总书记反复加以强调的。他是这样要求全党同志的,更是在自己长期工作实践中这样身体力行的。这一点,从他“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知青岁月中就能找到答案。

  《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讲的是习大大总书记青少年时代上山下乡,在黄土高原的小山村梁家河“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故事的一条红线,就是他在融入群众中确立了理想信念,在艰苦环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一旦告别了最初的迷惘和彷徨,他就找到了坚定的目标,建立起了对党、对党的事业、对为人民服务的坚定和固执。

  逆境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意志和追求。青年习大大面对的苦与难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更为感人至深的是他坚韧不拔的政治追求。对于常人来说,只要现实表现好,就容易被组织接纳。他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现实表现广受称赞。但因为所谓“家庭问题”,入团入党对他来说是那样的希翼渺茫。正如一位受访者说的:“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大大却要从‘负数’开始。”面对组织上的冷遇,他没有抱怨,没有气馁,没有放弃,而是锲而不舍、坚定不移。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才在1972年秋天入了团。同样,他反反复复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最终在1974年春天入了党。

  理想信念犹如定海神针。当身边的知青或当兵、或招工、或推荐上大学,一个个相继离开梁家河,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还能不急不躁。他从容自问:“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这一问,让他找到了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实就在自己脚下的青春答案。当他下定决心留下来的那一刻,他就把自己看作了黄土地的一部分,立志改变梁家河的旧面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理想信念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总是要体现在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上。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大家看到了这样的青年习大大:他跟社员一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就用衣服垫着继续挑;他顶着炎炎烈日在地里割麦锄草,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仍然坚持活不干完不休息;他带领社员打井,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和镐头使劲地挖残冰冻土。他带领群众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办铁业社、办缝纫社、办代销点、办磨坊,件件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正因为青年习大大已经把理想信念深深地内化于心,并外化成“敢为人先、坚持到底、不辞辛苦”的昂扬斗志,体现在带领乡亲们干事创业的实践中,他才能“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前赴后继的奋斗,成为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巨大动力,也由此成为大家党百年历程中最可宝贵的红色基因。历史已经翻开了崭新篇章,习大大总书记这一代人的上山下乡早已成为“过去的故事”,但他和无数像他一样不懈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展现的那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却是历久弥新、久而弥坚,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今天,大家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长征路上。这同样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执政环境,对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现实的考验。大家必须始终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保持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学问自信,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唯有如此,才能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赞誉和诱惑考验,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现在依然需要吃苦精神

——读《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二)

来源:学习时报(201791 A1版)

苦,是习大大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底色。吃苦,是青年习大大面对困难的勇敢选择。

在全国普遍贫穷的年代,又是在黄土高原山大沟深的穷乡僻壤,自然环境之严酷,生活条件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梁家河,土地贫瘠,缺吃少用,老百姓吃水、烧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难。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每天吃的是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习大大总书记后来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个本来可以在亲人面前承欢的少年,一下子从中国的首都来到四顾茫茫的黄土高坡,面对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心理上确实一下子难以适应。但当时的习大大很快融入乡亲,真诚地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成了梁家河的壮劳力和种地的好把式。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他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险活都抢着干,从来不惜力,从来不“撒尖儿”。

一位村民回忆打淤地坝时的一个细节: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连手套都没有,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青年习大大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不管多疼多苦,他都一直拼命干。关键在于,这样的苦活累活,他一干就是七年,连村里的乡亲都感叹:“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

世间万物总是充满着辩证法。苦,会使一些人消弭意志、选择回避,丧失抗争和奋斗的勇气。苦,同样也会使一个勇敢者昂起头颅,激发出他的潜能和斗志。青年习大大选择的,就是面对现实之苦,就是与乡亲们苦在一起、干在一起,就是敢于吃苦、乐于吃苦、善于吃苦,就是在艰苦奋斗中淬炼成长。他后来说:“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是的,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尽自己所能,带领乡亲们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为大家伙争取美好生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活总是给勇敢者丰厚的回报。一个人经历的艰难困苦,会成为他一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习大大总书记强调:“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实践证明,只要有乐于吃苦的劲头,再苦的环境条件也能克服,再难的问题也能直面解决;经历了艰苦岁月的磨砺,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处变不惊、应对自如。回过头看,正是陕北这段艰苦的生活历练,锤炼了习大大总书记坚韧不拔、坚毅刚强的性格,铸造了他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使他成为在艰难环境和曲折经历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在长期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

今天,大家国家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吃穿用度已然无忧,再也不用过当年那样的苦日子了,那段苦难岁月也已成为恍如隔世的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吃苦的精神过时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际遇和机缘,都要面对不同的困难和挑战。从大环境上说,大家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对个人来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在应当吃苦时选择安闲,都不能在应该奋斗时选择逃避,而是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学好吃苦这个人生必修课。



依靠学习增强本领

——读《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三)

来源:学习时报(201794 A1版)

“近平老早就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40多年前与习大大一同插队的北京知青如是说。“近平读书有‘书瘾’”,梁家河的村民亦如是说。事实上,青年习大大酷爱读书,这是《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受访者们的共识。

作为一部再现习大大总书记在黄土高原七年知青岁月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的书,《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披露了大量关于他在梁家河插队期间读书学习的经历。这些经历生动反映了青年习大大克服重重困难,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喜欢交流、注重实践的品质。受访者们共同的结论是,习大大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与他长期坚持刻苦读书学习分不开。

当读到去文安驿接知青的村民们对习大大的两个“死沉死沉”的书箱记忆犹新的时候;当读到他们的知青窑洞炕沿上、铺盖上、枕头边上全都是书的时候;当读到知青们想出去蹭饭,他不为所动,说“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的时候;当读到他晚上凑近煤油灯看书,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时候,对青年习大大的读书生活,每一位读者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梁家河的老支书说:“他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

青年习大大阅读的涉猎面非常广。他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还下功夫啃《资本论》,写了18本笔记;他对历史著作涉猎很多,特别对中国经典古籍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他读过的外国名著也非常多,在2015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一口气列了那么多名师大家,这些人的作品他都是实实在在读过了的。另外,他还读了不少军事和国际政治著作。所以,他号召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号召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读点历史,都是他的经验之谈,很大程度上源自他青年时代读书学习经历的深刻体悟。

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甚至是更重要的学习。青年习大大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遇到新鲜事就要刨根问底,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以办沼气为例,在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期间,他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沼气的重要价值,尽管兴建沼气是一项全新工程,技术难度很大。但他毅然赴四川学习办沼气的技术,回来之后结合延川当地的气候研究施工,推动梁家河兴建起陕西第一口沼气池。

实践表明,青年时期所养成的不倦学习精神和良好学习方法,以及通过学习所养成的思维能力,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发挥长远影响。后来,习大大同志在各个领导层级和领导岗位上,都号召大家读书学习。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年间,更是多次直接讲到读书,甚至为学员开列书单。他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专门就全党的学习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今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很多,不论是新出现的问题,还是改变了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加强学习增强大家自己的本领。大家都应该响应和贯彻落实习大大总书记关于读书学习的号召,既把学到的常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唯有如此,大家才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



《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一)


艰苦磨炼:“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编者按:本报记者采写的《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在《学习时报》连载后,引起巨大反响。值此采访实录结集出版之际,大家特按专题将其中重要内容进行编辑,分三次选登,以飨读者。
1969年1月13日,大家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大家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大家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大家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大家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大大,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大家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大家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大大,你姐姐来送你了!”大家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告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大家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大家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大家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大家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大家,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大家,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大家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大家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大家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大家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大家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大家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大家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大家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大家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大家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大家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大家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大家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大家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大家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大家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大家“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大家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 过来问大家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大家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爷爷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爷爷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大家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大家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大家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大家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大家吃完了。生肉吃完了,大家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大家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大家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大家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大家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大家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大家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大家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大家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大家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大家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大家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大家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大家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大家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大家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大家,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大家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大家也很不习惯。不过,大家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大家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大家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大家吃,很眼馋。当然,这和大家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大家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大家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大家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大家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大家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大家,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大家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大家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大家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大家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大家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大家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大家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大家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大家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大家做了一段时间饭后,大家就开始自己做饭了。大家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大家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大家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大家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大家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大家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大家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大家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大家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大家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大家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大家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大家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大家告诉老乡,大家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大家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大家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大家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大家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大家家里给大家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大家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大家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大家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大家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大家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大家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苦,大家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大家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大家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大家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大家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大家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四关”当中的“思想关”。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大家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学问,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二)

苦干实干:“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给大家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大家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大家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人的引导下,大家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大家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大家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大家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大家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大家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大家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 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 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大家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大家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大家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大家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大家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大家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大家村里人还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大家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大家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大家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赵华安、张春富《“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大家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大家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大家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

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大家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大家干活还拼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大家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大家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大家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大家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大家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大家村办了一个代销店。大家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大家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大家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大家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撑。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农副产品企业、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大家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大家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企业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学问,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工分,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大家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大家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利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近平当大家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大家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翼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常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常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常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家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大家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大家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大家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大家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弄得大家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大家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大家必须用老 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大家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 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大家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大大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大大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习大大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先容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大家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大家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大家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大家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大家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大家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学问,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大家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大家一起去割麦子。大家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大家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他们这些常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大家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大家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大家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大家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大家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刚到梁家河,大家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大家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大家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大家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大家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大家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大家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大家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大家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大家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大家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大家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大家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大家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大家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大家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习大大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三)

善作善成:“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08月21日 A2版)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他有学问,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大家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大家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大家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大家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大家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大家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

  大家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大家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大家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大家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大家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大家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大家都听。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学问常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学问。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大家村有个后生叫武晖,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常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常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学问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大家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撑。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员反对办沼气了。说老实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扰大家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大家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店,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店,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店,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3把老镢(陕北方言,撅头),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3把,就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大家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3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1毛、2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要拿起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大家兄弟姊妹7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大家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大家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持。如果用毛驴推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近平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在学习大家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重,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大家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尊崇。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大家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队长当得可好了。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撑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作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10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3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大家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20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大家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武刚文《“近平让我当队长”》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即梁玉明,他的小名叫王栓)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大家都知道,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大家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支书“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了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大概是1974年12月份,大家七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 需要的,也是大家在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大大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大家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人,马上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大家,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沼气办给大家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大家学习考察,说让大家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大家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大家,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大家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大家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大家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大家去的干部看到大家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当时大家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大家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大家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大家都考察得非常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大大跟大家经常探讨,提出大家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大家学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7、8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大家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大家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大家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大家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大家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大家就让同大家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黑荫贵《“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那天晚上,我和习大大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讲着一口比我还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大大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6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大大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引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大大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大大始终不渝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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